神龙元年（704年）七月初九，暴雨如注。

黄河在河南道段仿佛一条被激怒的黄龙，浊浪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自西向东奔腾咆哮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沿岸州县早已严阵以待，今年却格外不同——去岁冬，朝廷特拨二十万贯“固防专银”，女皇亲自下诏“务必筑成金汤之堤”。州县上报的文书里满是“堤高两丈，基阔五丈，夯土以米浆”“可保三十年无恙”的豪言。然而此刻，当第一波真正的汛期洪峰抵达瓠子口时，新建不过半年的堤坝，竟如同孩童堆砌的沙堡般脆弱。

子夜时分，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撕破雨幕。

不是雷声，是长达三十余丈的堤段整体崩塌。积蓄了上游数日暴雨的黄河水，瞬间找到了宣泄的缺口，浑浊的巨浪如同千万匹脱缰的野马，呼啸着冲垮堤后的拦水矮墙，涌向低洼的平原。熟睡中的村庄甚至来不及发出太多惨叫，便被浑浊的洪水吞噬。房舍如纸糊般倒塌，树木被连根拔起，牲畜和人的尸体在浪涛中翻滚沉浮。

三个县、十七个乡、近五万百姓，一夜之间，家园尽成泽国。

消息在第二日午后传到神都时，朝堂震动。然而真正让老臣们浑身发冷的，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份急报：地方官开仓备赈，核对账目时骇然发现，今春下拨的二十万贯防汛专银，库中实存竟不足五万贯！十五万贯白银，足够再筑一条同等规模的堤坝，如今却不知所踪，只换来这道一冲即溃的“豆腐堤”。

“混账！！”东宫密室中，韦氏一把将急报抄件拍在案上，指甲几乎要嵌进紫檀木里。她胸口剧烈起伏，眼中燃烧的不仅是愤怒，更有一种近乎悲怆的寒光。“十五万贯……十五万贯！那是多少民脂民膏？是多少百姓的血汗？他们怎么敢——怎么敢用这笔钱去筑一道催命的堤？！”

坐在下首的王同皎一身戎装未卸，甲胄上还沾着城外巡逻时溅上的泥点。这位左骁卫中郎将今晨奉命，率本部八百士卒开赴灾区“维持秩序、协助救灾”。命令是张易之通过控鹤监直接下达的——看似倚重，实则是将烫手山芋扔给与东宫关联密切的将领，无论救灾成败，皆可寻衅。

王同皎没有抱怨军令，他甚至主动请缨增派了人手。此刻，他年轻的脸上笼罩着一层与年龄不符的沉重。

“母亲，”他改了私下称呼，声音因疲惫而沙哑，“儿今日巳时抵瓠子口。溃堤处……惨不忍睹。水面浮尸数以百计，大多老弱妇孺。幸存者聚在高地，无粮无药，哭声震野。儿已命士卒就地伐木扎筏救人，开随身军粮暂济，但杯水车薪。”

他顿了顿，从怀中取出一卷被油布仔细包裹的纸张，展开铺在韦氏面前。纸上墨迹被雨水洇开些许，但字迹仍可辨认，是潦草的供词和简图。

“这是儿秘密提审原武县仓大使赵德荣所得。”王同皎指着其中几行，“赵德荣招供：三月领到专银十八万贯（有两万贯被户部直接扣作‘折耗’），实际用于采买石料、木材、民夫工食的，仅七万贯不到。余下十一万贯，被层层‘截留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