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，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.38%，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，差不多比漂亮国落后75年。

这也就难怪改革开放之后，许多人悲观的认为，我们落后到将被开除“球”籍。

《京城文艺》的招待所，还没寒碜到要用“摇把子”电话。

江弦不大娴熟的拿起话筒，扣在耳朵上，“喂，哪位？”

稍等了一会儿，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。

“是江老师么？打扰你了，我是北影厂的施文新呐。”

“施老师，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。”

“您最近有空么？”施文新不好意思道：“我们创作过程中，对小说有几处理解不够透彻，又怕弄错方向，您方便来指教下吗。”

“......”

怎么那么麻烦。

他就一写小说的懂什么《棋王》呐。

再说了，后世这些问题不都是问资方大佬的意思么？

“施老师，电话里说可以不。”

“一句两句恐怕说不清，我是想请你过来，给大伙开个会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...”

“行吧。”

江弦还是答应下来，原因有三：

一是为了刷好感度，将来好持续性薅北影厂羊毛。

二是人家施文新那么大岁数、那么大咖位，一口一个“老师”的称呼，实在不好意思拒绝。

三是收音机他收都收了。

“施老师，我明儿一早就过去。”

“哎，你来了通知我一声，完事儿我领着你在北影厂里转转。”

“好的，再联系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挂断电话，江弦顺手从收发室桌子上取了份当天的《光明x报》和《人民x报》。

《人民x报》发了一篇社论《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》。

[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！

得寸进尺，继续恣意妄为，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。

我们把话说在前面，勿谓言之不预。]

看着这篇社论，江弦忽想起黑格尔那句名言：

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，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