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正明不仅擅长集成电路领域的科研，是该领域顶级的科学家，对芯片产业同样有很深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。

因为胡正明从69年起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，去麻省理工当了短短三四年的助理教授后又回到了伯克利，可以说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在伯克利，亲眼见证了硅谷的发展。

硅谷早期历史无法绕开的仙童半导体公司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生产企业，在69年的前一年仙童半导体创始人团队中的八位科学家全部离开了仙童，就此开启了硅谷的创业热潮。

而在胡正明到伯克利的那一年，在森尼维尔举行的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，400位参会者里没有在仙童工作过的工程师还不到24人。

胡正明看着硅谷从半导体热潮到个人PC兴起再到最近这十年的互联网浪潮，但是他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底层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上。

周新说：“我知道，CAAS成立后虞有澄博士加入了CAAS，我一直和他有联系。

我对台积电的发展路径有所了解，华国的半导体产业想后来居上，和英特尔合作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。”

虞有澄是英特尔的副总裁，斯坦福电气工程领域的博士，从1972年开始加入英特尔。虞有澄就是被前面提到的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招进来的。

虞有澄在1977年时离开英特尔自己组成了一家叫VideoBrain的公司，专注于家用电脑的制造。当时创办VideoBrain是因为他认为电脑早晚会走入家庭，但是因为推出的时机不对而最终倒闭，虞有澄又回到了英特尔。

虞有澄和胡正明一样，也是大陆出生弯弯长大然后到阿美利肯念书留在了阿美利肯。半导体领域很多弯弯工程师都是这样的成长路径，如果大陆能有一样的条件，大陆在那个年代一样能够涌现出大量集成电路领域的人才。

胡正明：“和互联网行业不同，集成电路领域的发展无法依赖于少数人的聪明才智，它需要有很多天才的工程师在每个细分领域迸发出灵感的火花，再通过辛勤的劳动最终推动技术的进步。

华国即便作为追赶者，前面有着清晰的路径，所有技术原理都在公开资料上可以查到，但是要想在集成电路领域有所成就依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

其实我一直不担心你的天赋，我只是担心你成功的太容易太快，而低估了集成电路领域的发展难度。

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答应你吗？我知道帮你干活，最后没成功，你也肯定不忍心看我这个老师饿死。”

胡正明在说最后一句的时候露出狡黠的笑容，周新想了想然后说：“是因为难度太高了吗？”

胡正明点头：“没错，这其中的难度远超你的想象。

集成电路，也就是芯片行业，和以往的所有行业都有所不同，因为芯片行业是民用行业，最重要的在于可盈利性。

技术上的可行性是其次，商业上的可盈利性才是这件事的本质。

而且这种盈利不单是指企业要盈利，还指企业把产品销售给其他公司，其他公司使用你的产品也能实现盈利。

为什么尼康会愿意把落后两代的光刻机技术打包卖给你，因为尼康知道，你们就算把光刻机造出来，也不会有厂商选择使用新芯光刻机的产品。

最早的商用光刻机是阿美利肯的GCA公司，那时候准确来说应该还是曝光机，在六十年代的时候GCA每年就能够卖出几十台曝光机了。

后来GCA开始找尼康帮忙，尼康成为GCA的镜头供应商，而飞利浦物理实验室，也就是ASML的前身，则是找了蔡司作为他们的镜头供应商。到了八十年代初飞利浦的光刻机还在襁褓之中，而GCA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美元了，三年时间增长了十倍。

飞利浦物理实验室一台光刻机都没有卖出去，然后飞利浦半导体的董事会打算把飞利浦物理实验室卖出去，本来ASM想买，但是飞利浦嫌ASM体量太小，出不起价。

最后在负责光刻机业务的技术董事克鲁伊夫的主导下，飞利浦和ASM合资成立了现在的ASML，我和克鲁伊夫一般在每年的IEEE上会聊一聊，他对技术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嗅觉，他敏锐发现了光刻机的远大前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