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车开动的时候，我和卡特先生站在车窗边挥手，看着母亲和露易丝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直到变成模糊的黑点。我攥紧了手里的布包，心里突然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——我不仅要活着回来，还要带着卡特先生一起，回到这满是烟火气的伦敦。

到了部队，我和卡特先生被分到了同一个营。他因为有骑兵队的经验，很快被任命为中尉，负责训练新兵；我则凭着熟练的击剑和射击技巧，成了他手下的一名士兵。军营里的生活很苦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训练，晚上睡在冰冷的帐篷里，食物常常是硬得能硌掉牙的面包和寡淡的汤。有一次训练时，一个老兵嘲笑我“细皮嫩肉，不像能打仗的样子”，我没跟他争辩，只是在接下来的击剑比试里，三招就把他的剑挑飞了——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小看“格林少爷”。

1915年春，我们随部队开赴法国前线，第一次直面战场的残酷。德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，泥土和碎石飞溅，耳边全是炮弹的轰鸣声和士兵的惨叫声。我趴在战壕里，手里紧紧攥着步枪，心脏跳得像要冲出胸膛。卡特先生蹲在我身边，大声喊着：“乔，别怕！瞄准了再开枪，记住我教你的战术！”

我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透过步枪的准星瞄准冲过来的德军士兵。枪响的瞬间，我看见那个士兵倒在地上，心里一阵发紧，可很快又有更多士兵冲上来，容不得我多想。那天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，直到天黑才结束，战壕里到处是伤员和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火药的味道。我坐在地上，手抖得连水壶都拿不稳，卡特先生走过来，递给我一块巧克力：“第一次都这样，以后会好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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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几年，我们辗转在法国、比利时的前线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惨烈的战斗。卡特先生因为表现英勇，多次带领士兵突破德军防线，被晋升为上尉；我也因为在战斗中沉着冷静，多次完成侦察任务，被提拔为少尉，成了卡特先生的副官。每次作战前，他都会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乔，跟紧我，我们一起回家。”我总是用力点头——在我心里，他早已不是简单的教练，而是像父亲一样的存在，是我在硝烟里唯一的依靠。

1919年初，战争已经接近尾声，我们的部队在比利时的一处阵地遭到德军和奥匈帝国联军的包围。当时天刚亮，雾气还没散，敌人的炮火突然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我们的通讯线路被打断，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。“必须冲出去，找到大部队。”卡特先生蹲在战壕里，拿着地图快速分析，“左边的山坡火力较弱，我们从那里突围。”

我们整理好装备，趁着雾气掩护往山坡方向移动。刚跑出去没几步，一颗炮弹突然在不远处落下，卡特先生下意识地想往前冲，却被一个人猛地扑倒在地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炮弹在他们刚才站的地方炸开，泥土溅了我们一身。

我赶紧跑过去，扶起卡特先生，才发现扑倒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士兵——他穿着破旧的军装，皮肤黝黑，头发卷曲，看起来像是中东人。他的后背被弹片划伤，鲜血浸透了军装，脸色苍白得吓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卡特先生按住他的伤口，声音急切。

那个士兵没有回答，只是用沾满鲜血的手颤颤巍巍地摸向胸口的口袋，掏出一张叠得整齐的纸。纸张已经有些发黄，但保存得很好，上面画着山川河流的图案，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，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，却不知道标注的是哪里。